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40余年间，研究生毕业人数呈现持续攀升态势——2003年首次突破10万大关，2013年跨越50万门槛，截至2019年累计毕业人数已达776万余人。这一增长曲线在2002年后尤为显著，反映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对高端人才需求的激增。
从国际维度观察，当前我国硕博培养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度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超越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传统教育强国。但需注意，若以人口基数为分母计算，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的博士占比仅为发达国家的约1/5，硕士占比约为1/3，这一差距提示我国高层次人才储备仍有提升空间。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考研报名人数已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9年增幅达21.85%，2020年更以341万的总人数刷新历史纪录，较前一年增长17.59%。这一现象的驱动因素中，市场竞争加剧与非全日制招生制度完善尤为突出——往届生报考比例持续走高，辽宁、湖北等地数据显示，2016至2020年间往届生占比分别从34.5%、34.45%提升至41.8%、39.43%。
值得关注的是，在报考热潮中，弃考现象逐渐显现。多地统计显示，考研弃考率普遍超过10%：广东2019年应考14万人仅12.4万人参考，辽宁缺考1.2万人，深圳大学弃考率达12%。这一现象既反映部分考生将考研作为"备选方案"的心态，也暴露在职备考群体面临的时间与精力双重压力。
近十年间，各学科硕士招生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与十年前相比，哲学、文学、军事学招生人数出现下滑，历史学虽增长但仅11.6%；教育学以294%的增幅领跑，农学（225%）、医学（翻倍）、管理学（翻倍）紧随其后。从学科占比看，工学始终占据份额（2018年34.29%），管理学（16.01%）、教育学（7.65%）占比提升明显，而哲学、经济学等学科占比则呈下降趋势。
这种分化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例如，教育学的快速增长契合教育行业扩张与教师专业化趋势，农学发展则呼应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工学作为传统优势学科，其招生占比保持稳定，体现了制造业升级对技术人才的持续需求。
在报考偏好上，社科类专业持续占据热门榜单。湖南大学2019年报考前十专业中，工商管理、金融、法律（非法学）等社科专业占8席；暨南大学金融专业报名人数达1290人，仅计算机技术一个工科专业进入前十；苏州大学热门专业中社科类同样占绝对优势。即使以工科见长的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类学院报录比（如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7.3:1）也远高于工科院系（建设工程学部3.3:1）。
但数据揭示了现实反差。浙江大学2018届毕业生薪资显示，信息学部（19-30万年薪）、工学部（超半数17万以上）显著高于社科学部（7-15万）。这种"报考热-冷"的矛盾，提示考生需理性评估专业选择，避免盲目跟风。
"双"高校推免生比例持续提升，成为重要招生渠道。尽管推免人数逐年增加，但总体占比仍控制在教育部规定的50%以内，这一机制既保障了优质生源选拔，也对统考考生形成竞争压力。
从考生特征看，女性占比持续上升：2009年硕士招生中女性首超50%，2016年博士招生女性占比突破40%。地域分布上，中西部省份女性考生比例普遍高于东部，这与教育资源分布及观念差异密切相关。
培养模式方面，专业学位硕士发展迅猛。2009年专硕占比仅15.9%，2017年首次超过学硕，2018年占比近58%，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从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型的深化。但非全日制招生却面临瓶颈——超七成考生因文凭认可度担忧放弃报考，超半数因学费高、奖助少望而却步，尽管政策明确全日制与非全学历法律地位等同，但市场认知仍需时间调整。
受报名人数增速远超招生规模扩张影响，考研报录比持续攀升。2019年达3.6:1，2020年更创4:1的20年新高。这一数字直观反映了考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考生备考策略提出更高要求。
值得警惕的是，研究生延期毕业现象日益突出。2003年预计毕业13.1万人仅11.1万人按期毕业（延毕率15%），2018年预计77.3万人实际仅60.4万人毕业（延毕率超20%）。硕士延毕率从2003年的4%（9.6万预计/9.2万实际）升至2018年的10%（60.4万预计/54.4万实际），这一趋势既与培养质量要求提高相关，也提示部分考生需更理性评估自身学术能力与时间规划。
